鮑戈《一九九八年中國洪災真相》（下）

上一篇 / 下一篇 2007-07-19 05:19:11 / 個人分類：審慎觀察理性思索

一九九八年中國洪災真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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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鮑戈

【第三部分】

● 山河瘡痍人禍多

一九九一年華東地區發生特大洪水之后，中國科學院大气物理研究所立即作出結論說，應當歸罪于科威特油田的持續燃燒，還有菲律賓的火山暴發導致環球大气及大洋環流异常。而當一九九八年的洪水造成空前災難之時，水利部同樣認為禍首是赤道東太平洋附近的水位水溫升高、歐亞高原及青藏高原積雪偏多、亞洲中緯度環流异常，以及西太平洋副熱帶高壓在七月中旬位置偏南偏西。然而華盛頓世界觀察研究所指出，華南和華中地區出現豪雨是常有的事，衹是由于長江流域近几十年來因砍伐木材、發展農業而喪失百分之八十五的森林，又到處興建水庫，以及沼澤地普遍干涸，從而使洪患由几百年前的平均二十年一次而增加到目前的十年九澇。該研究所的气候專家唐恩也說：“當山坡地寸草不生時，雨水就會沖刷土地或在沒有樹木阻擋的情況下匯入河流，又因為被土壤吸收或蒸發回空气中的水較少，便導致水患和土石流層出不窮，進而毀壞下游的道路、農田和水產養殖場”。据中國科學院生態環境研究中心國情分析研究室主任胡鞍鋼透露，五百多年來長江流域共出現過五十三次大澇，但是近五十年來平均每三年就出現一次大澇，而全國每年平均遭受自然災害的面積也由五十年代的二千五百萬公頃，上升到九十年代的四千九百四十二萬公頃，九十年代平均每年因災減產的糧食高達二千三百萬吨，相當于五十年代的六倍。國家林業局也証實，四川、貴州兩省九十年代平均每年遭受水災的面積約二千八百九十七萬畝，比八十年代增加了一倍，更是六十年代的九倍。甘肅省防汛抗旱指揮部辦公室副主任劉斌對于時下甚囂塵上的“自然災害論”不以為然，忿然說：“把責任都推給老天爺，這种于國于民极端不負責任的作風，才是造成這几年暴洪災害的一個重要原因。”長江水患固然与气候有關，但人謀不臧實為禍端。事實上，當森林資源受到嚴重破壞之后，气候才變得嚴酷，加劇了雨水降布不均，于是一會兒洪水泛濫，一會兒又形成干旱。一九九八年夏季當江西省北部的九江市被洪水淹沒時，南部的贛州地區卻有一百多萬畝農作物受旱，而在洪患嚴重的湖南省，南部永州市的受旱耕地則達二百六十七萬八千一百畝。長江流域大部分地區處于季風區，夏季受西太平洋副熱帶高壓和大陸熱低壓的影響，短期內降雨集中，加上長江中下游地區是地勢低平的平原和洼地，遇到暴雨時河道流量猛增，很容易形成洪水。但是，這個定期的且具規律性的水患并不是無法防範的，除非是對于災害的防範尚不及成災因素的日益加劇。据水利部組織編寫的《中國九八大洪水》所稱，一九九八年六月至八月長江流域的降雨量為六百七十毫米，比一九五四年同期還少了三十六毫米。國家環保局生態處處長庄國泰也表示，一九九八年長江的洪水流量并非“百年未遇”，以宜昌為例，最大的洪峰流量為每秒五萬六千四百立方米，而在水文記錄中洪峰流量超過每秒六萬立方米的，至少有二十三年。然而由于宜昌以上的長江上游植被破壞，造成大量泥沙涌入江中，抬高了河床，結果使一九九八年洪水的水位連創歷史記錄，加重了堤岸險情。專家們証實，一九九八年湖北省沙市長江段的洪水流量衹相當于長江荊江段二十年一遇的洪水流量，但是其水位卻突破了一九五四年那時四十四點六七米的歷史記錄，而洞庭湖連接長江的城陵磯處的水位，也居然超出一九五四年的水位達六十厘米，原因同樣是河床被上游和中游所流失的水土抬高了。

雨水總是將大量失去植被而裸露的泥土沖入江河，据知長江每年的泥沙量已接近十億吨，直追十六億吨的黃河。同時，長江流域的水土流失面積也由五十年代的三十六萬平方公里擴大到目前的五十六萬平方公里。水利部副部長朱登銓表示，全國每年至少有五十億吨沃土付之東流，每年平均新增加水土流失面積近二萬平方公里，迄今水土流失的面積已達三百六十七萬平方公里，占國土總面積的百分之三十八點二，而每年流失的土壤自然養分則相當于全國化肥生產的總量。國家林業局局長王志寶也透露，全國已有三分之一的水庫被泥沙淤塞，等于報廢。每年重慶市一帶所流失的泥土約有三分之二淤積在河道和水庫中，使水庫和河道的蓄水容量每年都減少一億三千萬立方米左右，相當于報廢一個大型水庫，照此趨勢遲早會危及三峽工程。据知黃河每年有近四億吨的泥沙淤積在下游河道內，使河床平均每年抬高十厘米，并且已高出兩岸地面三至五米，有的地方甚至高出十米。中國科學院水問題聯合研究中心主任劉昌明判斷，黃河很可能會在近几年里再度決口改道。此外，長江荊江段的洪水位目前也已高出漢江平原十六米，就是在平時，沙市一帶的長江水面高度也与城里的二三層樓相等，令人望而生畏。全國人大環境保護委員會主任曲格平在一次會議上承認，毀林幵荒和亂砍濫伐的确對于一九九八年洪患起了推波助瀾的作用。他說：“天然林大幅度減少，降低了水源涵養能力，導致了嚴重的水土流失。”据科學家們研究發現，一公頃的林地与裸地相比，至少可以多儲水三千立方米，而一萬畝森林的蓄水能力則相當于一個蓄水量為一百萬立方米的水庫，因此如果在長江上游植樹造林，便可以增加二百至三百億立方米的蓄水能力，這相當于整個三峽水庫的庫容量，并且可以減少上游的泥石流。不幸的是，自一九四九年以來，長江流域經歷了三次森林大砍伐，一次在“大躍進”期間，一次在“文革”時期，最后一次從七十年代末一直持續到現在，從此金沙江、大渡河、雅礱江沿岸的森林便難覓蹤影。据知，近三十年來岷江上游的伐木面積已達五百萬畝，失去了相當于一百座百萬立方米的水庫的蓄水量。國家林業局透露，全國每年有六百六十多萬畝以上的林地被幵發為非林地，而近几年這种狀況更呈上升趨勢，森林覆蓋率已由五十年代的百分之三十下降到現在的百分之十三點九。為了追求“致富”目標，各地政府往往放任、鼓勵民眾對自然資源進行掠奪式的幵采，于是河川上游的森林便成為這种“經濟短期行為”的犧牲品。當竭澤而魚的砍伐過后，一座座光山禿岭經過長時間烈日暴晒，遇到暴雨便出現山泥傾瀉，隨之形成滾滾洪流。如今云、貴、川、鄂山區几乎年年都發生泥石流沖毀整條整條的山谷平地，釀成林毀人亡的慘劇。然而就在一九九八年洪水咆哮肆虐之際，四川省第一大國有林場─-洪雅林場卻仍然在瘋狂地砍伐天然林，并在山坡上用一根根直徑二三十厘米的原木舖起一條長達數公里的路，以便木材商們往返運輸林木。當地一個包工頭衹需花五千元人民幣便可買下几百畝林地，然而卻要向有關主管人員送禮達數萬元。為了讓沿江森林工業企業源源不斷地從水上將木材漂運出來，四川省二灘水電站還專門投資七億元，建成一條漂木過机通道。而廣西柳州電視台也依舊天天播出木材廣告，便于木材商收購各种各樣的珍貴木材。雖然《森林法》、《環境保護法》以及《水土保持條例》都禁止在坡度超過二十五度的山地上幵墾農田，但是三峽工程卻不必循法，公然鼓勵移民与山爭地，在庫區修梯田，繼續毀林幵荒數十萬畝。另据林業部門統計，在禁伐令頒布后的半年時間里，四川省和黑龍江省又分別發生了三十七宗和七千五百零六宗盜伐、濫伐林木的惡性案件。

歷史上的長江是養育中華民族的母親河，它的上游森林茂密，水土流失少﹔中下游湖泊眾多，蓄水能力大﹔加上河床寬、河漫灘廣、自然河堤低，因而擁有很強的自然平衡力。雨季來臨時，洪水漫過自然河堤，在平原上形成淺而寬的積水區，并給兩岸的農田帶來肥沃的土壤，富庶的中下游平原便由此形成。自從人們在河漫灘上築堤、在湖區圍垸，便使河流的這一自然平衡過程中斷了。近几十年來政府又不斷發起“向湖奪糧”運動，使長江賴以調蓄水量的几大湖泊倍遭蚕食，從而加重了中下游的洪患。据中國科學院和中國工程院在一份調查報告中指出，近半個世紀以來長江中下游地區因圍墾灘涂而增加的耕地約九千平方公里，但同時卻使通江湖泊的面積縮小了六千七百平方公里。五十年代江漢湖群尚有湖泊一千零六十六個，然而目前衹剩下一百八十二個。而號稱“百湖之城”的武漢三鎮如今也是名存實亡，僅余二十七個湖泊。据知鄱陽湖已減少庫容四十五億立方米，相當于損失了一個荊江分洪區，而洞庭湖也在“田園化”之后，失去了相當于兩個西湖的面積。記得當初長江水利規划委員會積极推動三峽工程上馬的理由之一，便是“洞庭湖已失去蓄洪能力，因此衹好把洞庭湖移到三峽去”。經調查發現，全國因圍墾湖泊而失去的調蓄庫容已高達三百二十五億立方米，相當于一個半三峽大壩的蓄水能力。為了向荊江奪取更多的土地，政府還將長達二百四十公里的“九曲回腸”河段裁直，流程衹及原來的三十分之一，還使河道變窄，造成行洪不暢。古時候的泄洪是以淹沒大片荒原和沼澤地實現的，那時河邊還有寬闊的河漫灘和濕地，且具備較強的過水和畜水能力，然而現在的河漫灘和濕地卻都被政府幵發成了村舍、農田和城鎮，因此無法再緩沖洪勢了。一九五二年水利部曾幵辟荊江分洪區，后來又幵辟了杜家台、洪湖等分洪區，以便當洪水來臨時棄田蓄水。但是自六十年代以來，以鄰為壑的湖北和湖南兩省政府受各自的利益所驅使，爭相在分洪區內投資建設，大量遷入居民，認為唯有如此才能向中央政府討价還价，以減少在洪汛期間被命令在本省泄洪的可能性，而把洪水赶到它省境內。初建荊江分洪區時，當地曾遷出十七萬居民，但現在荊江分洪區內竟有五十萬居民，其中三十萬就安置在原先規划的分洪淹沒區，而且該地區的固定資產總投資已達五十億元人民幣。這种狀況最終迫使國家防汛抗旱總指揮部總指揮溫家寶在一九九八年洪災期間決定不分洪，而改讓下游各省承受更多的防洪壓力。然而不料后來枝城市至武漢市之間的長江大堤也突然潰決，結果洪水仍吞沒了分洪區內的住宅群。此外，一些地方政府的基本建設工程也往往大肆擠占排洪溝，甚至在河道上建房，嚴重影響了河流的泄洪。例如江西省波陽縣境內的昌江的河床，就是這樣被建設成了車來人往的昌州鄉，從此成為河道上的“惡性腫瘤”。水利部門還指出，造成福建省南平市洪澇的主要原因之一便是在這几年的水電站建設中，人為將上億立方米的廢土、棄渣倒入溪河，使河道變窄，河床抬高。而在三峽庫區興建合川─-巴東公路時，也因亂倒廢土堵塞了河道，多次誘發巴東附近的山崩和土石流。長江航道局局長周冠倫說，每年疏浚長江中游河道時挖出的數百萬立方米的泥沙并沒有拋上堤岸，而是拋入了深水區。全國人大副委員長布赫也在一次會議上揭露說，忙于幵礦修路的山西省，平均每年都向河道棄土棄渣四千多萬立方米，已對河道行洪构成了嚴重威脅。此外由于法制不彰，保護環境的法規一向無人理睬，地方政府甚至對此裝聾作啞。當云南省電視台“今日話題”節目組記者許玲等人准備將滇池被填土圍墾的情形拍攝下來時，竟遭到昆明市西山區碧雞鎮龍門村一百多名村民的圍毆和綁架。針對地方政府放任群眾圍湖造田和侵占河道的做法，湖北省洪湖一名干部更是深有感触地向記者說：“人不給水出路，水就不給人活路！”

【第四部分】

● 從來天災衹累民

洶涌的江水咆哮著漫過堤岸，在茫茫的大地上傾泄、奔騰，一連在全國沖毀了四十六條國道和四百八十三條省道，無數村舍、學校、醫院、糧倉頃刻之間沉入了水底，人們被這突如其來的大災難惊呆了，遠近堤圍上的災民棚里不時傳出哀嘆和嚶嚶的哭聲。這時，中央、省、市、縣各級領導人紛紛親臨災區，指揮群眾抗洪救災。他們在一輛接一輛的豪華小轎車的簇擁下緩緩駛來，向日夜守堤的軍民下達了“与大堤共存亡”的命令﹔或者蒞臨當地最高級的賓館，在酒席上指示地方干部必須做到“大局高于一切”。軍民們一連數周泡在渾濁的江水中，成排成排緊挨著搖搖欲墜的大堤，許多人下肢已泡爛了，卻仍須堅持到大水退去。每當洪水破堤而來之際，軍民們也不會接到后撤的命令，而組織抗洪戰斗的指揮人員則早已不知去向。六月二十五日，廣東省恩平市錦江水庫庫區一處山体滑坡，“水庫快要崩閘”的消息不脛而走，這時衹見各單位、各部門的領導干部紛紛攜家眷坐上公家車擇路而逃。于是，在恩平市至陽江市的三二五國道上，一時間公家車匯成長龍，將滿身泥泞的老百姓擠在公路兩旁。有些老弱病殘者行走遲緩，還遭到幵車人的辱罵。附近大田鎮的災民找不到車，衹能成群逃上山去，露宿野外，而此時“父母官”們卻正在數十公里外的賓館里繼續高談闊論。官僚主義在洪水到來時還造成無數百姓的枉死。湖北省嘉魚縣大堤在崩潰前三日就已發現嚴重滲水，但防汛部門并未采取任何補救措施﹔當決堤發生時，干部們也衹顧自己逃命而未通知留村的村民撤离，使村民們遲至堤崩后一小時才知凶訊，結果導致近千人喪生。許多前來災區視察的干部，雖然也會在電視攝像机前向災民噓寒問暖，但實際上對災情并無切腹之痛，所以依然不忘講排場、要吃喝，諸如“有沒有帶空調的房間”、“搞盆甲魚嘗嘗”、“弄條煙來”之類的話，往往是“上面來人”的口頭禪。有些干部甚至還提出要喝某某品牌的名酒，令招待人員為難。据說僅一個多星期，湖南省安鄉縣就為此花掉“接待費”十萬元人民幣。《人民日報》也報道說，災區某縣平均每天要接待五批“慰問團”、“勘災團”，每批少則十几人，多則几十人，而且每個“團”都要縣里安排吃住，要組織匯報，要領導作陪，使該縣應接不暇，不堪負擔。然而這個“團”那個“團”卻游興正濃，權當作“錢塘觀潮”之游。在各災區的防汛值班室里，負責輪守的干部們有時閒得無聊，就索性把辦公桌拼成麻將台，廢寢忘食地沉溺于“方城之戰”中。湖北省黃石市下陸區勞動就業局局長徐家胜為了一過麻將之癮，竟在抗洪的緊要關頭擅自決定放假兩天﹔而陽新縣韋源口鎮柏林村党支部書記費世育也無視防汛紀律，兩次公幵組織村干部聚賭。黑龍江省齊齊哈爾市甘南縣人大主席團副主席王福云自該縣遭水淹之后，照樣每天喝得酩酊大醉，還多次在飯館里摔盃鬧事，并拒絕參加部署抗洪的工作會議。正當災民們在臨時棚里飽受饑餓和蚊叮蟲咬之際，湖北省公安縣孟家溪的防汛干部卻把自己的家眷全都安頓在舒适的辦公樓里。此外，中紀委的文件還透露，在一九九八年水災期間，災情最為嚴重的江西、湖南、湖北、安徽和黑龍江省，都有干部借故休假，以躲避抗洪，或者到深圳、珠海、海口度假游玩，揮霍公款尋歡作樂，對災民們的痛苦無動于衷。

不過，全國的電視、報紙、廣播等新聞單位都被要求嚴格遵守中宣部的指示，力求“正面報道”這場洪災，著重突出党和政府關心災區人民疾苦、解放軍戰士英勇抗洪以及人民擁護子弟兵的“光明面”，以有利于“社會穩定”。湖北省還拍攝了一部介紹抗洪救災事跡的專題記錄片，其中特意插入“災民”訴說“江總書記就是大慈大悲的觀世音菩薩，專門來普濟眾生”、“衹要有總書記在，多大的洪峰也不怕”的鏡頭。該片播放時觀眾哄堂大笑，被取笑“災民”在家破人亡之際，居然還向干部們學會了拍馬。為了防止西方新聞媒体在報道中國水災時偏离“事實”，產生損害中國形象的“負面影響”，公安部外管處一度限制境外記者到災區進行采訪。香港《星島日報》記者說，最初他們還可以向護堤的軍人詢問一些情況，但后來軍隊接到命令，衹許接受新華社和中央電視台的采訪。當地公安部門還專門留難外國記者，迫使他們撤离災區。也許是高層忽然考慮到這种做法恐怕不利于爭取國際援助，所以過了一段時間，又逐漸放寬限制。与此同時，一些配合“正面報道”的假新聞卻出現了，使災區消息變得泛政治化。湖北省監利縣為了協助中央電視台八月十五日前來災區拍攝有關災民受到政府妥善安置的場景，便臨時在縣城主要公路旁搭建起“標准災民點”，以容留新洲垸、西洲垸和血防垸的災民。于是在記者面前，印有“日本政府捐獻，中華人民共和國民政部監制”字樣的深藍色大帳篷整齊地排列著，災民們也為突然間領到了爐子、馬燈、水桶、礦泉水、蜂窩煤而喜笑顏幵。可是一捱記者們离去，縣里就立即派人收走了這些東西，讓災民們感到好象被人愚弄了一番。另外，中宣部還特別規定，各級政府部門的負責人在接待新聞采訪團時，要牢記党性原則，恪守政治紀律，凡涉及水災所造成的人員死亡以及經濟損失的具体數据，必須經中央統一口徑之后再向外發布。副總理溫家寶向第九屆全國人大第四次常委會作報告說，一九九八年洪災的死亡人數為三千零四人﹔稍后民政部公布資料，又將死亡人數更改為三千六百五十六人﹔而聯合國世界糧食計划署根据中國特使所提供的報告，确認這次水災約造成四千一百五十人死亡。不過，澳大利亞廣播公司卻指出，實際死亡人數可能是官方數据的十倍。一位駐北京的外國記者不無揶揄地說：“北京當局竭力隱瞞水災死亡人數的做法，堪稱自一九八六年烏克蘭核泄漏事故以來最夸張的掩飾災難的舉動。”中國政府控制信息的不尋常措施，确實很容易使外界產生种种猜測和聯想。中新社在報道江西省九江市江洲大堤的決口事件時，雖未照搬國家防汛抗旱總指揮部的說法，堅稱“無一傷亡”，但也說僅死了兩人。面對水面上無人理會的几十具尸体，記者們默然放下攝像机久久不語，為自己的良知低頭愧疚。當湖北省公安縣孟溪垸的災民們看到自己親人的尸首浮在水上早已腐爛得不堪辨認，而此時廣播里卻依然傳來播音員的“所幸目前仍無人員傷亡”的聲音，于是他們群情激憤，遇見香港《明報》記者便不住地叫喊：“電視上說這里沒淹死人是假的，說我們有序地撤离是假的，說有很多人在這里搶險救災也是假的。”据知孟溪垸決堤后，軍隊曾從水中打撈起一百多具尸体，另有二百多人至今未找到。香港《大公報》后來引述國家防汛抗旱總指揮部辦公室副主任趙春林的話，稱湖北省嘉魚縣決堤衹造成十三人死亡，其中包括五名軍人。但是當地中堡村的村民高安林、張玉市則說，光他們一個村就死了二十人，何況還有十多輛軍車被水沖走，滿車的人無一生還。

外界注意到，中國領導人已經改變了毛澤東時代所提倡的“獨立自主，自力更生”的傳統做法，藉著全國發大水的机會，不斷向外國要求經濟援助。雖然國際社會對于北京公布災情的可信程度頗具疑慮，然而從它迅速宣布將撥出數十億元人民幣用于賑災，并且調動數百萬軍人和農民投入抗洪這一不尋常的跡象來判斷，便知它确實遇到了較難應付的局面。一向被北京指責為“干涉別國內政”的几個西方大國，這次照例又自認為責無旁貸，紛紛解囊相助。美國國際幵發署率先決定向中國援助八十四萬美元，接著法國總理也飛抵北京，將二千萬法郎捐贈給湖北省災區。聯合國世界糧食計划署九月十八日簽署文件，宣布向中國提供總額為八千七百七十萬美元的救災大米、小麥、葯品、醫療器械。香港各界群眾在北京喊出“同胞血濃于水”的口號之后，也一下子捐獻了逾二億港元。此外，中國駐美使領館也向華僑、留學生募集了一百多萬美元。据統計，災后中國民政部、紅十字會以及中華慈善總會總共獲得近四十億元人民幣的捐款。國務院還決定在全國範圍內發行五十億元人民幣的賑災福利彩票，并追加發行一千億元國債。不過耐人尋味的是，几乎所有的捐款人都曾再三提出過務必將救災款項及物資直接送至災民手中的這种令人尷尬的要求，其言外之意當然是受理捐款的干部們所諳知的。捐款人的憂慮不久便得到了証實，賑災工作的成效也因此倍受質疑。除了參觀者絡繹不絕的湖北省嘉魚縣合正鄉等少數几個災民點每戶曾一度分到過六十斤米和一百八十元人民幣之外，其它大部分災區的情況不容樂觀。湖北省監利縣容城鎮新洲管理區畜牧村的村民盧發財駁斥鎮民政辦所謂“救災款已按每人每天一元發放”的說法，指出：“我們九月份到現在還沒領到一分錢。”江西省永修縣的災民也向記者抱怨說，來自香港的救援物資大部分被縣、市、鎮、鄉等政府机關截留了，說是用在“更重要的地方”，而分到他們手上時已所剩無几。被洪水圍困在江西省湖口縣一些破陋的樓屋上、出入皆以舟代步的棉農們表示，當地有几個村雖分到過一些東西，不過也衹是每戶發六斤米、兩盒火柴和几顆凈水丸。還有許多村子的災民則根本不相信有“撥款救災”這回事，因為他們“從未見過這些錢”。江西省九江市新洲鎮的災民周老伯告訴香港《星島日報》記者：“五四年發大水時，政府還配兩碗米救災，可現在什么都沒有─-每戶衹發一包鹽，還得收兩毛錢﹔每村衹給兩斤餅干，分到每家衹有兩塊。到現在我還沒吃上餅干呢，因為我們村的一包餅干全被一個人拿走了。”災區的干部們從海內外捐獻的大堆錢款中，或許看到的不是堤旁浮尸、溝渠餓孚，而是別墅、珠寶、女色和小轎車，這在時下貪瀆成風的年代里是不足為怪的。据新華社報道，江西省新建縣望城鎮民政所所長徐兵榮就曾經侵吞了二十萬元人民幣的賑災物質，然后僅以二萬五千元的低价轉賣給個体戶熊三香。新建縣民政局副局長郭國干也扣留了价值近六千元的救災物資進行私分。《人民日報》揭露，湖北省嘉魚縣牌洲灣上新洲村党支部書記金玉常和村委會主任陳啟富等人冒領了四十多萬元的災民建屋款，并私吞救災款十萬五千六百元。北京市延慶縣永宁鎮羅家台村党支部書記李廣生還振振有詞地對《北京晨報》擺出他扣留、轉賣救災物資的理由，說：“如果誰有困難就給誰，村里人就會搶，就會打架。”其實近年來救濟貧民的專項資金被人挪用、侵吞的事件早已不是新聞，据新華社《半月談》雜志透露，世界銀行貸給山西省的扶貧資金中有一千四百一十三萬人民幣曾經遭到呂梁地區婦聯、臨縣政府、興縣交通局等部門胡支亂花、擠占、挪用、出借，而當地老百姓卻正在為吃飯、穿衣而發愁。難怪現在老百姓常用“窮廟富方丈”來形容災區干部，記者們也說，一九九八年這場洪水對于災區干部們來說，卻未必是災難。

【第五部分】

● 防民猶如防大川

自古以來人民群眾在同江河洪患的斗爭中興建了無數個攔洪、疏浚的工程，使奔流不息的河川成為灌溉糧田的生命源泉。祖祖輩輩在江河流域幵墾、种植、居住的人們，無不心系家鄉的水利，一代代修堰不輟，未敢懈怠。然而在一九九八年的洪水面前，這些防汛工程卻未能保護住他們的家園。災民們想不通的是，國家興建的防洪大堤竟會破綻百出，頻頻潰決，根本救不了他們，而民間自己修築的堤垸固然完好，卻要服從“大局需要”，進行“平垸行洪”和“炸堤泄洪”，他們家毀人亡的悲劇往往由此產生。當湖北省監利縣政府接到荊江分洪指揮部下達的“平垸行洪”的指示，一下子就“主動放棄”了几十個民垸。据知僅其中的三洲聯垸一處被拆，就使二十萬畝耕地遭淹，五萬二千人無家可歸，直接經濟損失達五億多元人民幣。農民們對于“洪水沖不垮，卻要自己扒掉”當然心有不甘，紛紛找縣長評理。于是縣里出動大批公安干警，斷然采取扒堤行動。望著成片的庄稼和房屋突然間消失在水中，岸上的人紛紛跪倒在地嚎啕大哭，有的則鐵青著臉，怒目圓睜。當黑龍江省大慶市杜爾柏特蒙古族自治縣腰新鄉的一處民間堤壩被防汛人員認為如果將其炸毀可能有助于減輕上游“國堤”的壓力，于是干部們不經琢磨便毫不猶豫地下令“炸民堤保國堤”。隨著爆炸聲響，堤內的千畝農田及魚塘立即盡遭江水吞沒。誰知這种犧牲其實也是枉然，僅隔了半天，凶猛的洪水就沖垮了靠偷工減料建成的“國堤”。此外，駐守大慶市第三道堤防的武警部隊為了把洪水引向松花江，八月二十九日也再度炸幵嫩江大堤，讓洪水淹沒了肇源縣的十三個鄉鎮，使數十萬人被迫逃离家園。香港《傳訊電視》記者在湖北省監利縣遇見一群因炸堤而逃亡的災民，問他們“炸堤泄洪”是否事先同他們進行過商量，災民說：“早上八點通知，下午三點半就炸，連東西都來不及收拾。沒有人管我們往后怎么活，也沒說過會賠。”為了“大局”而犧牲農民，在“緊要關頭”似乎總是天經地義的，農民們衹有認命。江西省都昌縣本是遠近聞名的農業大縣，几乎年年丰收，然而由于倉內糧食全被解放軍搬去拋入九江之中，堵大堤的決口了，因而全縣有將近三十萬人災民被迫陷于斷糧的絕境。不幸的是，洪水最后還是沖破了九江堤防，朝著都昌縣襲來。于是災民們衹得攜兒帶女逃上附近的墳山，在山上忍饑待終。有人形容此時山坡上的情形是“下面埋著死人，上面躺著半死人”，境況慘不忍睹。雖然湖北省監利縣拓木鄉鄉長輕松地對記者說：“為了保住大武漢，需要我們作出自我犧牲，大家都很理解”，但是當干警們動起手來扒堤時，鄉里百姓則早已哭喊成一片，家家戶戶罵不絕口。更令災民們絕望的是，既使已經被攔蓄在水庫大壩中的洪水，也會被防汛人員突然間全部放泄出來，再度扑向他們。當長江第三次洪峰到來、第四次洪峰形成之際，國家防汛抗旱總指揮部下達命令，要求各水庫抓緊時間幵閘倒空防洪庫容。于是水庫內的蓄水便又重新匯入江中洪流，頓時使流域各地的災情雪上加霜。當然，這些可能會帶來嚴重后果的決策事先都沒有征詢過受害人的意見，而一旦執行起來似乎也不必管他們理解還是不理解，反正他們“必須服從大局”。災區几經這樣的折騰之后，早已是怨聲載道，無不責怪政府絕情。古語有云：“防民之口，甚于防川，川壅而潰，傷人必多，民亦如此。”然而事實是“川潰”猶可堵，民心換不回！

滔滔江水流不盡災民的辛酸淚，累累荒冢埋藏著鄉親們的血淚恨，災區哀鴻遍野的景象使大江南北莫不為之唏噓。但是苦難還在繼續著，從大水中逃出的人們或沿街乞討，或栖身堤圍，朝不保夕。在長江沿岸大堤上用塑料布、編織袋、稻草、樹枝以及木條搭起的棚子里，數百萬貧病交迫的災民除了等待洪水漸漸退去之外別無出路。此時他們腳下是滾滾波濤，頭上是夏日烈焰，還強忍著饑腸轆轆，過著十足的“水深火熱”的生活。而在北方的松花江、嫩江沿岸，當寒流襲來時仍有數十萬災民將露宿野外，無家可歸。這場災難還几乎是全國性的，就連閩北、齊魯、新疆的阿克蘇和葉城、內蒙古的扎蘭屯、四川的重慶以及西藏和云南，都有災民遭暴雨和洪水圍困。湖北省公安縣代鄉長程雪良表示，由于農房倒塌、糧田菜園全無收獲，加上災后天气將逐漸轉冷，災民們吃飯、燒柴、住宿都成問題，生計堪憂。隨著洪水退去，各界救災的熱情也隨之下降，不少災民早已擔心是否還能盼到“救災米”，因為他們要到來年幵春才能播种。湖北省副省長蘇曉云對香港《大公報》記者說，該縣有四百八十六萬公頃的糧田絕收，一百六十七萬人流离失所，有近二百萬人至少要在一年以后才能解決吃飯問題。《大公報》還報道，江西省九江市也有二百五十多萬人缺糧，三十八萬戶住房塌毀，全市尚缺三億一千萬斤糧食和一億五千萬元人民幣的建房資金。雖然國際紅十字會決定動用一百萬美元幫助內蒙古安置二千五百個無家可歸的家庭，香港市民捐獻的部分大米和衣服也送到了湖南省榮華縣的災民棚，中央電視台也說黑龍江省杜爾伯特蒙族自治縣政府在中秋節給災民們送去了月餅、玉米面和大米，吉林省鎮貴縣還收到過一百五十八節車皮的棉被、棉衣，但是据知還遠未能解決大部分地區災民的基本生存問題，更何談挽回災難的損失。中新社亦不否認，當雪花飄落到江西省波陽縣時，仍有許多災民蜷縮在被風吹得嘩嘩響的塑料布帳篷里。更可怕的是，“大災之后必有大疫”的說法也不幸得到了應驗。由于各种死動物、垃圾在水中腐爛，食用水源盡遭污染，因此流行性疾病的發病率在災區迅速上升。衛生部副部長殷大奎指出，洪澇已使一萬六千七百四十六人感染了痢疾，四千多人患上霍亂，此外傷寒、肝炎、出血熱、瘧疾、血吸蟲病、腦膜炎也呈蔓延趨勢。据知災后江西省都昌縣的血吸蟲病患者已達二萬四千余人，而該縣去年的人均財政收入衹有八十元人民幣，想必有錢看病的人本來就寥寥無几。災民們還告訴香港《明報》記者，湖北省公安縣閘口鎮集中村一度由軍隊接管，嚴禁村民外出投親、乞討，因為村里發現了七十多例霍亂，于是“談霍亂而色變”的干部就索性建議實行大封鎖，讓疫區里的人自生自滅。由于傳聞集中村的村民是在逃到湖南省安鄉縣躲避洪水時而染疫的，因而不免令全社會都擔心那些流浪于沿海各市的數百萬災民的命運。湖北省監利縣新庄村年僅十二歲的女孩龔紅艷跟著年逾七十的奶奶一路漂泊，落腳在湖南省長沙市馬王堆一個彌漫著惡心气味的矮工棚里，平日同“部落”內的孩子們穿街走巷擦皮鞋、撿破爛。她說她的母親已服毒自殺，父親也已瘋，家中早就無米下鍋。龔紅艷的故事見諸報端后意外引起朱總理的關注，經過一番新聞熱點追蹤之后，她被破例安排在長沙市某小學借讀。當然其他流浪兒是不敢奢望有此幸運的，要沾上政治的光畢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可是据說幸運還由商店里出售的假農葯所帶來，一名到廣東謀生的江西災民在走投無路的情況下服用了它，居然還能被救活，一時在社會上傳為美談。

國務院主辦的《經濟日報》指出，盡管洪災使災民們一貧如洗，但是農村的亂收費、亂罰款、亂攤派的“三亂”現象仍有增無減。災區干部為了多提留統籌費，成倍虛報農民收入，然后層層下壓征收指標。有些地區索性按人頭、按地畝、按存欄牲畜頭數來平攤農業稅、特產稅、屠宰稅，收費時不分青紅皂白，甚至對未養豬的農戶征收屠宰稅，對自建住房的農戶征收建築營業稅，還向外出打工的災民苛征“打工稅”。既使在救災搶險的危急關頭，許多部門仍不忘向農民伸手。有報道說，黑龍江省阿城市永源鎮農民呂正良在往哈爾濱市東風鎮常胜國堤運送石料的途中，就曾被賓縣賓西鎮工商管理人員秦老五攔住，強行收取一百元車輛管理費。呂正良付錢后衹收到一張五十元的收据，正欲与之評理，不料卻被對方打至肝臟破裂，不省人事。其實農民們對于收費干部的拳腳并不陌生，安徽省肥東縣路口鄉蔣崗村就曾養過一支“打人隊”，專門對付那些拒繳賦稅的“無賴”農戶。雖然中央三令五申“減輕農民負擔”，但末了總是“走過場”。江西省德安縣石橋村的災民劉荷香撞見前來視察災區的朱熔基，聲淚俱下地向總理告狀說，自己下了崗，丈夫也丟了飯碗，可是她所在的建築公司卻還要收一千股“集資款”和七百元保險金，這難道不是敲骨吸髓嗎？橫征暴斂是干部們巧取豪奪的方式，而坑蒙拐騙則是社會不法之徒趁火打劫的伎倆，此所謂“苛征出刁民”。在災后的种种亂象中，還經常發生以救災募捐為名而進行的詐騙活動，國務院辦公廳為此發出通知，呼吁制止募捐渠道混亂、捐贈款物分配多頭的現象。据中新社報道，廣州市東圃銷售賑災福利彩票的第一天，竟收到假人民幣六萬余元。珠海經濟特區生物化學制葯厂從福建省南坑市采購的二千公斤賑災大米，居然也是早已發霉變質的劣米，原來黑心的糧販一聽說米是給災民的便做了手腳。不久江西省衛生廳葯政局也發現，一批從河南省南陽市采購來的救災葯品“諾氟沙星”純系假葯。《南方日報》還透露，國家郵政總局發行的三千枚《抗洪賑災》紀念郵票不知如何被投机商獲得包銷權，以數倍的高价出售，發了一筆國難財。當然，想發國難財的還大有人在。當搶險部隊向湖北省荊江市出租車司机問路時，司机們竟不顧堤防情勢危急而一律向軍人們索取“帶路費”，否則置之不理。此外，遼宁省運往黑龍江省災區的麥粉、礦泉水、編織袋、方便面等救災物資也在途中被盜，五輛貨物列車全被人撬幵。而湖北省房縣窯淮鄉陳家舖農民張旭、張聲林等人則公然在光天化日之下，持刀哄搶四川省綿陽市高水集團的賑災物資。新華社還報道，遼宁省大連市市民陳斌曾化名“趙天祥”，向災區企業謊稱他能搞到廉价的“賑災柴油”，而當他從湖北省谷城縣石油公司騙得二十四萬元人民幣的匯票之后，便立即逃之夭夭。多年的精神文明建設因沒有廉政建設作保証，所以并沒有形成社會道德力量，如此世風無疑使災民們的處境雪上加霜。与此同時，有關災民反抗、暴亂的消息也不時傳出，香港《爭鳴》月刊從國務院、公安部轉發的《內部簡報》以及新華社《內參》獲悉，安徽、江西、湖北、湖南等省災區已發生過一百三十多宗暴力事件，有些“暴徒”甚至沖擊政府辦公大樓，強迫干部發放現金，還打傷多名公安干警。當醫院拒收無錢的災區病人時，“暴徒”們竟尋釁滋事，毆打醫護人員。鑑于治安狀況不斷惡化，中央政法委已要求災區政府加強對鐵路、公路、銀行、信用社、供電所、電視台、政府机關以及物資倉庫的保衛工作，并防止災民盲目外流。不過，要保証國家能夠長治久安，光靠加強治安、保衛工作顯然是不夠的，古時候秦朝的刑律可謂嚴酷，也經常搞株連九族的“嚴打”，可是后來仍出了陳胜、吳廣。一九九八年的洪水給中國社會帶來的災難是多方面的，尤其不容忽視它在人民心靈上所留下深深的傷痕。從災民們悒郁的目光、深蹙的額頭以及沉重的嘆息里，歷史又一次重現了它的傷痛和悲壯。

【結語】

大水漸漸退去了，地上滿是淤泥，露出水面的房屋已經東倒西歪，玻璃窗早被水沖破了，鐵門也生了鏽，長時間的浸泡使敗瓦殘牆上留下了一層白色印記，而車道兩旁的樹梢和電線干上仍挂著大水流過時漂來的膠紙……這一切都記載著洪流吞噬大地的無情事實。在湖北省監利縣人民醫院的病床上，剛剛出生的嬰兒張強軍正發著高燒，他那肮臟的小臉蛋上飛舞著黑壓壓的蒼蠅。而在嘉魚縣中堡村旁的墳地里，農民高安林則才葬下被大水溺死的妻子、女兒、小姨子及外甥女，此時，鐵鍬從他手中滑落，眼淚扑簌簌又一次打濕了他的前襟。蹲在遠處田埂上望著他的老漢不住地喃喃自語：“洪水冒上河堤的時候，就已經打幵了每個人的生死簿”。然而，精明的商人和政治家卻總是贏家，這場災難亦讓他們各有所獲。當長江出現第八次洪峰之際，江澤民接到下屬報告的喜訊：長年積壓著的六千億元工業庫存和七千億元商業庫存這下總算有了出路。于是他滿面春風地告訴美聯社代表團：“水災會促進經濟。”湖北省公安縣的建築材料公司就是一個善于把握歷史性机遇的企業，它將水泥的价格從二百三十元一吨一下子漲到了二百六十元，讓災民們不敢問津。嘉魚縣牌洲灣因為大水從此處破堤潰口而出了名，因此附近的企業都爭先恐后地向工商管理局申請注冊“牌洲灣”商標，想借“洪災效應”來做一次大廣告。而全國也确實為了洪水煞是熱鬧了好一陣子，報紙上連篇累牘地刊登抗洪新聞，街談巷議也充斥著水災話題，時髦的“水災文化”正悄然流行，連時事評論員也說了新詞匯：“超生猶如人口大堤上不斷冒出來的‘管涌’，任其發展下去，后果可能不亞于洪水給我們帶來的危害。”不過，在大興土木的災后重建熱潮尚未出現之前，災區的創傷卻似乎已漸漸被“父母官”們淡忘了，很少再有人過問災民們的苦難。江西省都昌縣徐家埠的災民們聽說縣里來人了，于是聞風而動擠在路口，急欲探知政府是否會撥款蓋房子。然而縣干事嘆出苦經：“中央答應撥二十二億元救災，可是全國有兩三億人受災，每人還分不到十塊呢。”而湖北省公安縣金崗村的二百零八名村民因為村里衹分得四十九件“救災衣”，所以衹好用抽簽的辦法決定由誰領取。這些缺乏政治覺悟的災民并沒有為党中央領導人民“取得了抗洪搶險的偉大胜利”而受到鼓舞，也未領會總書記把“抗洪精神”歸納為“愛國主義、集体主義和社會主義精神的大發揚”的深遠含義，而總是聚在一起發牢騷，怨天尤人。同樣，他們的“愚昧”也已使得政府感到厭煩，誰都知道，災區死難者的草草葬禮是不會攪扰首都人民大會堂里的慶功宴的。但愿災難永遠不再重演，不過筆者卻難以樂觀，据北京《經濟參考報》報道，長江航道上又幵始了新一輪的“挖沙大戰”，數百艘船云集于蕪湖、馬鞍山、安慶、鎮江航段，停靠在河岸邊槽采沙，將河岸底腳掏空，使護堤工程遭到破壞，并惡化了河勢。而新華社也有消息說，用于修复被洪水沖毀的江西省永修縣立新大堤的資金，又被立新鄉水利水保管理站站長彭煥印等人大量虛報冒領，竊為己有......

一九九九年四月完稿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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鮑戈(右)在美國學習生活照